近日，公司张晓宇副研究员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发表题为《义和团运动期间英文报纸中的“大屠杀”谣言》的学术论文，全文约2.6万字。
义和团运动期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柯文（Paul A. Cohen）在《历史三调》中专门列举和研究了这一时期流行于中外的各类谣言及其引发的恐慌。柯文对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谣言着墨丰富，但特别指出，1900年在外国最为引人注目的“虚假的坏消息”，是7月中旬报纸宣布，在京城的所有外国人都于7月6—7日遭到屠杀。欧美世界从上到下皆相信这一谎言，并陷入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这一谣言是如何炮制出来并流行于欧美的？既然欧美世界广为相信，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美世界对中国的判断和决策？
《义和团运动期间英文报纸中的“大屠杀”谣言》一文查考了当时中外报导之详情，再辅之以中外交涉档案和时人对此事的揭露、反思，较为详细地还原这一谣言的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审视了谣言对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历史进程的具体影响。
该文指出，“大屠杀”谣言的形成经历了三重演进。该谣言早在 7 月上旬即在部分英文报纸中流传，但并未被广泛接受，这是第一重演进——谣言雏形形成。真正使谣言获得公信力的“点睛之人”，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他依据袁世凯的“谏电”和“霰电”自行推断，认为英国公使馆已被攻破、在京外国人已被屠杀，并将此报告英国外交部。在英国驻沪领事和外交部官员的“双重认证”下，从 7 月 16 日起《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报纸纷纷转载相关消息，谣言就此被当作事实传遍世界，这是谣言的第二重演进——谣言成为“事实”。《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等报纸为了争夺新闻市场，鼓励其记者在细节上进行血腥杜撰，将 1857 年印度“坎普尔事件”中的情节移花接木到 1900 年的北京。围绕“大屠杀”谣言进行的各种“再创作”，若隐若现的“性暴力”和大肆渲染的“黄祸论”更是将种族对立推向极致。至此，谣言在流传中完成其第三重演进——成为“复仇”理由。欧美舆论呼吁抛开一切国际法和外交礼节，对中国进行血腥报复。“为公使复仇”成了列强在天津展开烧杀抢掠暴行的借口。谣言本身和围绕谣言的辟谣行动，又直接影响联军进攻北京的军事部署。从这一角度言之，谣言早已超出单纯的新闻范畴，不可逆转地影响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进程。向西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成为经历“大屠杀”谣言事件后部分中国人牢记的教训。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刊登我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历史学顶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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